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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理论前沿与政策变化》报告建议中国加快服务业开放

21世纪经济报道  |  2019年01月02日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前往发达国家购物、旅游、上学、看病等,已并不鲜见。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加快开放服务业,让国外高水平的大学、医院等来华开办业务,将这些消费留在中国国内呢?

  按增加值统计,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超过了40%。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前往发达国家购物、旅游、上学、看病等,已并不鲜见。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加快开放服务业,让国外高水平的大学、医院等来华开办业务,将这些消费留在中国国内呢?

  日前发布的《国际服务贸易理论前沿与政策变化》报告指出,加快服务业的开放,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而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原因是服务贸易有助于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利于加速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中国服务贸易“不大不强”

  根据上述报告,最近几年国际经贸出现了以服务为核心的新现象。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全球就业与就业增长的一半来自服务业。

  另外,商品与服务国际化的主体由货物开始转向服务,近20年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按照传统的贸易总值统计,2017年,货物贸易占总贸易的77.6%,商品国际化的主题是货物,但按增加值统计,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超过了40%。特别是出口,全球贸易总出口中服务贸易增加值的占比为46%,超过了制造业的43%比重。美国出口中约55%来自于服务业。

  国际贸易交易主体将由中间产品贸易为主,转向以数字贸易为主,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商业以及国际贸易方式。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国超过了美国。但是,在服务贸易方面与美国仍差距很大,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

  中国国经中心信息部副部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晓红认为,中国虽是贸易大国,但是从结构上看,传统服务贸易产业基础薄弱,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程度不够。“从整体上说,中国国际贸易层次、质量、竞争力表现力低下。”她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在货物贸易上是顺差 ,但服务贸易逆差比较大。

  数据显示,11月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16728亿元,支出14610亿元,顺差2118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15342亿元,支出11837亿元,顺差3505亿元;服务贸易收入1386亿元,支出2773亿元,逆差1387亿元。

  记者了解到,从2015年1月到2018年11月,中国国际货物贸易收支处于顺差态势,期间2015年3月、2017年2月、2018年3月出现过三次贸易逆差。而服务贸易在近几年中收支极大不平衡,一直是逆差局面。

  服务贸易包括加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运输,旅行,建设,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

  尤其在旅游、交通、建设三大传统服务贸易中,旅游、交通运输逆差严重。新兴服务贸易中,知识产权、电信和计算机的信息服务产业逆差大。

  开放可助中国服务贸易做强

  上述报告建议中国加快开放的步伐,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

  上述报告指出,国际经贸出现了以服务为核心的新现象, 目前服务业投资占全球投资的2/3,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推动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主体。

  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重在服务。近年来影响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三大谈判显示,与服务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监管一致性,自然人移动、数字贸易等已经成为谈判的重点。

  这种现象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国际经贸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建议是下一步中国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吸引外商投资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的彼此互动。

  王晓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的结果证明了哪个领域开放的早,哪个领域就发展得好。下一步,中国要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深化改革,对标国际服务贸易标准和规则,学习贸易经验,从而采取应对措施。具体在知识产权、数字服务方面加快进步。

  有专家认为,近20年来,服务业国内监管过多造成的制度壁垒、准入壁垒、竞争壁垒等已影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研究员赵瑾认为,未来,根据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走势,就是消除服务业国内监管,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赵瑾建议,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服务贸易主体中,中国应该继续采取渐进式自由化的服务贸易。重点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里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生产技术研发与市场化,以及发展与高端制造业相关联的产业。

  据了解,目前国际投资规则正在从第二代投资规则向第三代投资规则演变,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实现市场开放。在欧美等国主导的新一轮贸易与投资谈判中,开放已由一般意义上的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扩展到包括统一境内企业国民待遇、统一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劳动待遇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新的条款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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