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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护航现代经济扬帆前行

凤凰网  |  2018年08月29日
40年来,中国金融监管能力不断增强,金融秩序明显好转,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正是在金融监管强有力的保驾护航之下,金融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为改革开放释放强大动能。

  导语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实现历史性飞跃,金融业持续快速发展,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有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满足群众金融需求……

  金融的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只有监管到位,金融开放才能够起到促改革、促发展的作用。

  40年来,中国金融监管能力不断增强,金融秩序明显好转,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正是在金融监管强有力的保驾护航之下,金融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为改革开放释放强大动能。

  “烂泥渡路”

  如此不拘一格的称呼,是40年前,上海陆家嘴地区靠黄浦江最近主干道路的路名。区区几个字,似乎也言尽了昔日浦东的落魄与狼狈。

  这条由卵碎石铺筑的“弹格子路”,大约四五米宽,身处破烂的厂房和简陋的棚户区,一到雨天,水漫泥路。也难怪,“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一度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上海人的共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当初的“烂泥渡路”已拓宽变身成平坦光洁的柏油大马路,并悄然更名为“银城中路”,置身于上海这座全世界认证的国际金融中心内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域——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今天,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看40年前的浦东,似乎还能听到那片农田与旧宅之上,历史之门开启的隆隆声。

  “烂泥渡路”的扬眉吐气,也见证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平地高楼起,看尽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从无到有以及监管体制建立完善的风云变幻。

  新生

  金融业开放肩负改革新使命

  1990年6月,国务院命名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发区。

  而后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以上海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

  与中国其他开发区所不同的是,浦东提出“金融先行”。

  有研究者认为,从中国产业对外开放发展历程看,上世纪80年代第一个阶段是以建立5个经济特区和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为代表。开放的产业中主要是工业和部分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中的核心领域,如金融、贸易、商业等仍不对外开放。进入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

  浦东开发开放所肩负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在第三产业领域有所突破,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体系中逐步分离,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并沿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起来的,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增加,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对市场、金融认识不断深化,在“自下而上”的“市场探索、政府认可”和“自上而下”的“局部试点、政策推广”两条路径交互尝试中,在“市场、监管、调控”三者矛盾中平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下交错推进的。

  先看银行业。银行业在对外开放时也肩负着改革的重任,开放与改革两者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十分密切。

  “一方面,央行与银监会逐步放开外资银行在华的业务与地域范围,出台了较多的文件政策。到了2006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颁布为标志,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地域、客户限制以及业务上的非审慎限制基本消失,银行业实现了全面的开放,完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开放承诺。”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李奇霖说,不过,当时仍保留了市场准入、持股比例、设立形式等方面的若干限制。这些方面也就成为2006年之后,银行业开放的一个重点攻坚对象。

  再看保险业。其与银行业的开放思路基本一致,李奇霖说,在遵守入世承诺,放开外资企业设立形式、经营地域、营业许可证发放等方面限制的同时,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参股或合资成立保险公司,并积极“走出国门”,在海外上市融资,开设分支机构。

  总之,“当从金融弱国转向金融强国时,特别是当我国的金融改革不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完善,还将涉及重构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体系演进和转型,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简单借鉴国际经验了,需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现实环境和金融实践,直面现实中的混乱与困惑,既要克服从概念到概念,坚持问题导向,又要不为具体问题所束缚,需要‘于无声处听惊雷’,突破观念约束,回归本源思考与探索。”陈道富说。

  发展

  形成中国特色审慎监管框架

  作为第二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曾见证并亲历了1995年市场上的“327”风暴、1996年的“全民炒股”以及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软着陆。在他看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和市场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对于资本市场,他则给出了八个字——法制、监管、规范、自律。

  作为历任证监会主席中任职最短,但被业内公认为名副其实“救火队长”的周道炯,选择这八个字,因为在其任职的那两年,如果没有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火”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步一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20年一路走来,资本市场在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下,才促成了今天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周道炯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5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5周年庆典,“当时,朱镕基送我们4句话,后来将其归纳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八字方针”。

  这几个字也成为中国金融监管的框架基础。

  1997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1998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保监会,负责对保险业的统一监管。

  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正式组建,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分工合作的金融监管体制正式确立。这一阶段,金融监管机构党的领导体制也发生重大调整,于2003年3月撤销1998年设立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各金融监管机构均成立了党委。

  “自2004年至2007年,银监会结合中国的金融环境逐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框架,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基础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制定了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的审慎监管法规,明确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审慎监管指标。”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说。

  在陈道富看来,我国充分吸取经济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以开放促改革、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等的经验教训,吸取国际上金融开放过程中曾出现的风险,按照“先内后外,先外币后本币,先机构后个人”等原则,与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地逐步对外放开金融服务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了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2013年8月,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央行牵头。

  “2017年7月14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加强监管提出具体要求,即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说。

2017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

  “业界认为,这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此后,对‘一行三会’的调整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这样的历程,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说。

  而彼时愈演愈烈的“宝万事件”,也再次将当时金融监管体制的不足展露在行业面前。从2015年7月“宝能系”首次举牌万科,到万科2015年12月停牌,再到2016年7月复牌,一年的时间,当时的各监管机构都迟迟未对“宝能系”是否违法违规明确表态。

  不论“宝万之争”中的是是非非,这起超规模的世纪大并购在当时再次提示,金融业跨行业、跨市场特征日益显著,互联网也已深度渗透,横跨“银证保”的局面使现行监管体制越来越力不从心。

  “彼时监管体制缺陷最突出的表现,是‘一行三会’信息碎片化、协调难度大成本高,部门法律法规分散。三机构目标各异,缺乏达成一致行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日渐影响监管有效性。”尹振涛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业内关于金融监管转变有两个核心要点——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对我国来说,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金融监管改革和调整也是围绕这两点来推进的。

  正是在金融监管的保驾护航之下,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交易额排名全球第4、筹资总额排名第2,上海期货交易所总成交量排名全球第1;浦东集聚了全国近半数的外资法人银行,全球管理规模排名前十的资产管理公司中的8家,期货公司、公募基金、保险机构集聚度全国第一,浦东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健全、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浦东“金融先行”的开发历程,无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极具代表性的缩影之一。而发生在陆家嘴的每一次金融业变化,亦见证着金融监管改革的稳步推进。

  蝶变

  防范风险全面推动深化改革

  2018年3月,北京金融街15号,这个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用了12年的大楼迎来了新主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着银保监会的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转变为“市场监管”,以顺应改革开放新征程中混业经营、综合经营的趋势,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开放是全球化的必然。”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这样评价过去40年的中国金融发展。他也提到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把握住风险是优秀金融家的底线,有效管理风险是金融基业常青的基础。

郭田勇说,作为继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之后的又一重大监管框架调整举措,组建银保监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整体看,金融业“严监管”正逐步常态化。

  事实上,在此之前,金融“严监管”时代已到来。

  2017年,监管频频“亮剑”,被业内称作“史上最严”的金融监管年。

  这一年,党的十九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频频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划为重点”。金融领域的“灰犀牛”风险开始被高度关注,金融监管也长出尖利的“牙齿”,昔日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金融业务逐渐被纳入监管范畴。

  2017年3月30日晚间,证监会对鲜言操纵“多伦股份”一案作出处罚,没收鲜言违法所得5.78亿元,并处以28.91亿元罚款,合计罚没34.7亿元,成为证监会执法史上最大的罚没款金额,同时鲜言也被终身市场禁入。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金融监管部门共出台重要监管文件超过20个,行政处罚超2800件,罚没金额更是超过80亿元。

同样在2017年,监管层积极开展专项整治,重拳打击扰乱市场的行为。“一行三会”集体出手,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进行全面统一监管;“校园贷”“现金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被重点整顿,虚拟货币投机行为也被全面叫停。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掀开面纱。

  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被业内普遍认为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落地不到十天,就打响了“超级监管”的第一枪:酝酿一年多的资管行业“超级监管框架”正式浮出水面,这也正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一行三会”所推出的一项重磅监管新规。

  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金融体系很不平凡的五年。一系列基础性、结构性、内生性和系统性改革开放举措稳步实施,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运作水平和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度明显跨上一个台阶,提高了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宏观调控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协调性和稳健性,为中国金融在下一个五年取得更大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连平说。

  2018年博鳌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旨演讲宣告金融业迎来新一轮开放的大格局。

  随后,上海市政府于2018年7月10日发布“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其中的32条金融举措,则构成了上海以更大力度开放合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根据最新数据,目前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范围之内,已经建成250幢8层以上的高档写字楼,投入使用的建筑体量是1500万平方米,面积是浦西外滩全部万国建筑群的10倍以上。

  在这片楼宇空间内,总共容纳了50万白领,其中直接从事金融产业相关的是23万名,这个数字和亚洲另一金融中心香港基本持平。

  万丈高楼平地起。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以陆家嘴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的未来仍将与这两大关键词紧密相连。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日益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也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更成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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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崔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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